林枫同志抗战在晋绥之三

　　依靠群众开展对敌斗争

　　晋西北抗日民主新政权建立后，日军充满了仇恨和恐惧，不断扫荡我晋西北根据地，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边区军民奋起抗击，虽给予日军沉重打击，但因敌强我弱，根据地的面积缩小了三分之一，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二以上，局面极为严峻。为了加强党对根据地政权和生产建设的领导，1942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共晋西区委和晋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了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由关向应担任分局书记、林枫为副书记。在关向应养病期间，由林枫代理书记。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成立后，在林枫的领导下，晋绥边区开展空前的减租减息和军民大生产运动，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放手发动群众，组织武工队深入敌后，实行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三结合”，开展全面“挤敌人”斗争，不断扩大晋绥根据地，使之成为延安的屏障。

　　劳力与武力结合起来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政权建立后，摆在根据地政权建设日程上的两件大事就是：生产与战斗。战争使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特别是日军施行的毁灭一切的“三光”政策，造成了根据地经济上的重大困难。为了最后战胜敌人，一方面要加紧人民武装建设，开展普遍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以保卫根据地;另一方面还须减轻人民负担，发展农业和工业生产，培养民力，以供应长期战争的需要。一手拿枪，一手拿锄，本应是根据地民兵武装所具有的特色。但在民兵组建初期，为了打仗，荒废了生产。针对这一情况，1943年9月，林枫主持的边区群众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劳力与武力相结合”的方针，确定民兵活动必须以不脱离生产为原则。边区著名的群众英雄张初元，在1943年“挤”敌人、围困宁武县石家庄敌据点的过程中，就把当地人民群众的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解决了发展群众武装、对敌斗争的重要难题。1944年1月，张初元经宁武县劳动人民推选，出席晋绥边区劳动英雄大会。林枫得知张初元的事迹，非常重视他领导新屯堡村群众创造的劳力与武力结合起来的经验。他在大会前和张初元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又在大会上听取了张初元的关于创造劳武结合经验的报告。他在1月 15日闭幕会上发表了讲话，其主题就是：回应毛泽东“组织起来”的号召，学习模范劳动英雄张初元。他把张初元的创造看作一面旗帜，号召边区人民学习这个榜样。林枫还在会上号召“武力与劳力结合起来”，大力组织战斗部队和机关人员的生产。他说：“武力与劳力的结合，乃是经常拿武器的也要拿起锄头来。”他希望各机关部队负责人，能在新的一年亲自领导计划布置与组织生产。

　　晋绥边区第三届劳模大会后，新屯堡的旗帜引导着边区人民前进，劳武结合成为全边区人民的方向。在整个根据地，形成了一面生产一面战斗的高潮。边区机关、部队的生产也被带动起来，热烈回应林枫代表晋绥分局提出的号召，迅速地都做到了“劳力与武力结合起来”，“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各地民兵在实践中，1944年又有了新的发展，其中第一个重要的创造，是变工与爆炸相结合，把原先专事生产的变工组，发展成为战斗的爆炸组。这一创造，在变工中以民兵为骨干，加强群众性的武装斗争，开拓出走向全民皆兵的具体道路，被认为是劳武结合最适当的组织形式。民兵家庭的生产及在战时的情报、侦察、埋雷等困难，都有了变工组的支援帮助，这就更加密切了民兵和群众的关系，提高了他们保卫家乡的斗争热情。

　　由于边区军民展开了全面的对敌斗争，使晋绥边区的严峻形势迅速得到了扭转。形势最严重的大青山地区，经过一年又八个月的艰苦斗争，基本上恢复了绥西、绥中、绥南等三块游击根据地，达到1942年7月敌人大扫荡前的局面。这一年，根据地的粮食、布匹自给有余，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根据地也发展壮大了。

　　1944年1月，晋绥边区召开第三届劳动英雄大会，林枫与张初元在群英会上

　　“把敌人挤出去!”

　　1942年春季，林枫在延安期间，曾向中央汇报晋绥边区的对敌斗争及其他情况。党中央、毛泽东对晋西北根据地建设作了充分的肯定和表扬。当时敌后各抗日根据地都正处在困难时期，根据地缩小了，部队与敌人正面搞不行。毛泽东告诉林枫说，要在正面发动群众，搞敌后武装工作队。毛泽东说，当前晋西北的任务，就是“把敌人挤出去!”8月下旬，林枫回到兴县，按照中共中央决定，正式成立晋绥分局。同时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把敌人挤出去!”他首先同分局、军区的负责同志研讨了毛泽东根据晋绥敌我斗争形势提出的这一方针。其后，在深入了解了晋绥边区当前对敌斗争的现状后，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在兴县蔡家崖军区驻地召开了晋西北高级干部会议。会上，林枫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把敌人挤出去”、认真贯彻“三三制”和精兵简政等重要指示。围绕着毛泽东“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与会者结合晋绥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了热烈的讨论。1942年12月5日，晋绥分局根据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指示，以及高干会的决议，发出了《关于开展对敌斗争的指示》。《指示》中指出：“把敌人挤出去”，是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和任务;必须把党政军民一切力量动员起来，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密切配合，积极开展对敌斗争，从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全面去“挤”敌人。

　　在“把敌人挤出去”这一深入人心的召唤之下，“挤”敌人的斗争立即如火如荼地展开。1943年最初3个月，我军部队对敌大小战斗387次，民兵作战222次。在反维持斗争中摧毁伪村政权881个，建立抗日民主村政权555个，使敌据点活动范围，由三四十里缩小到五里以内。“把敌人挤出去”的方针迅速地取得巨大效果，边区军民对敌斗争由被动转为主动。

　　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成立后，林枫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委，120师主力开往陕甘宁边区。1943年8月，吕正操带领冀中三纵队到晋西北，带来了冀中军民对敌进行地道战、地雷战的经验，大力开展爆炸运动，对敌斗争的形势有了新的发展。这时中共晋绥分局召开边区群众工作会议，林枫主持研究了前一阶段“挤”走敌人的典型经验，提出普遍开展爆炸运动。边区各地兴起爆炸热潮，形成“家家造地雷，人人会爆炸”的局面，此后围困战中增添了威力巨大的武器 ——地雷，把围困和“挤”敌人的斗争大大地推进一步。1943年，晋绥边区对敌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全年“挤”掉敌人58个据点，收复1000多个村庄，粉碎敌人大小13次扫荡，敌人一切“反挤”的幻想均归破灭。根据地军民全面的“挤”敌人的斗争，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

　　当广大军民在边缘区展开“挤”敌人的武装斗争时，在解放较早的根据地内部，各地农民展开了规模空前的减租减息运动。

　　新政权建立后，为了支持长期抗战，激发农民参战和生产的热情，晋西北行署曾在1941年4月1日颁布过一个《减租减息暂行条例》。1942年1月 28日，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2月4日，中共中央又向党内发出《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1942年9月20日，晋西北行署同时颁布了《晋西北减租交租条例》和《晋西北减息交息条例》。这两个条例公布试行后，11月6日又经晋西北临参会修正通过，再由行署正式公布。行署制定这两个条例时，贯彻中共中央土地政策，紧紧把握既减租减息，同时又保证交租交息的原则。

　　“基本问题是发动群众

　　从这时直到1945年春，边区农民回应晋绥分局和晋绥行署的号召，展开了一场热烈的减租减息斗争。后又开展查租运动，以保证减租的彻底实现，并把减租斗争推展到新解放区。减租减息提高了农民进行生产和对敌斗争的热情，直接促进了根据地生产建设。兴县三区农民在减租后举行庆祝大会，青年农民雷狗碰高兴地拍着一个民兵的肩膀说：“这一下可好了，把祖宗三代的老穷根也抽了!”

　　经过全体军民的共同努力，晋绥边区的群众工作与对敌斗争、生产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1943年7月1日，林枫在接受《抗战日报》记者采访时发表谈话说：“去年高干会议以来，我们的工作是有很大的成绩。对敌斗争是开展的，民心与士气是振奋的，我们的地区没有再缩小，相反地扩大了。生产建设更加发展了，生产情绪空前的高涨，广大人民和机关部队的生活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