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枫同志抗战在晋绥之四

　　重视意识形态工作

　　在晋绥革命根据地建设中，林枫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关怀文化事业的发展和文化工作者的成长，注意团结知识分子参加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建设工作。他把原来的党员训练班办成正规的党校，并自兼校长;相继创建了抗大第七分校、鲁艺晋西北分院等干校，训练了大批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干部;恢复和新办各类学校及多种社会教育组织;同时领导创办了《五日时事》、《抗战日报》、大众剧社等报刊和文艺团体。

　　1941年，在山西省小善村召开晋西北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图为林枫(立者前排左四)与全体同志合影

　　扶植“七月剧团”

　　林枫不但向文化工作者指出前进的方向和有关的方针政策，对于文化战线的具体活动也常给予关注和指导。当时在根据地非常活跃的七月剧社，就是得到林枫的支持扶植，在吕梁山抗日根据地诞生，到晋绥边区后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

　　七月剧团成立于1939年7月1日，又称八路军115师留守处宣传队(“留守处”乃是中共晋西南区党委的代号)。林枫重视它的成立，扶植它的成长，关怀大家的生活。剧团所需的人员，区党委下令从机关和所属党政军范围选调。剧团排练节目，准备在“七七”两周年纪念日演出，本身的力量不够，区党委秘书长秦穆伯打板，文书科长曹速打梆子，有的干部拉胡琴，热情地协助他们排练演出。当时因受日军和顽固派夹攻，形势紧张，战斗频繁，区党委机关和晋西支队经常转移。林枫和干部战士一起跋山涉水，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特别紧张的时候，一天要转移好几个地方，连饭都吃不上。林枫担心剧团的“小鬼”掉队，常叫警卫班的战士帮助他们拿道具，背被包;遇到紧急情况，特别嘱咐警卫连保护剧团的安全。

　　晋西区党委成立后，林枫将原在晋西北地区活动的几个剧团合并到七月剧团。1940年冬季，区党委决定送七月剧团前往延安学习，林枫亲自给洛甫(张闻天)写介绍信，请他招呼、安排。剧团到了延安，先后进过鲁迅艺术学院、部队艺术学院。经过一年多的学习、实践、观摩和锻炼，全团人员的政治思想、文艺素质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七月剧社自1939年7月成立起到1946年初，共演出1500余场，演出剧本100多种，观众约达300万人次。他们的足迹，走遍边区大部分地区，有时在距离敌人很近的村庄演出。他们演的戏，大都是表现边区人民斗争生活的现代节目，演出传统节目也有较高的技艺，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

　　1944年9月，林枫接受中外记者参观团美国记者爱波斯坦采访

　　关注《西北文艺》

　　1941年7月，在林枫的关注下，《西北文艺》在兴县创刊。林枫为它写了题词：《给〈西北文艺〉》。他在题词里希望这个刊物能够密切联系群众：“她是群众的先生，也是群众的学生。要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质量，也要向群众学习，倾听群众的呼声。不管是音乐戏剧，不管是文学美术，其内容必须是抗日的进步的建设的，反对残暴压迫，反对黑暗反动。其形式必须是能为群众所接受的‘雅俗共赏’的，逐渐上升的，反对低级趣味、固步自封(在内容上更应如此)。因此，她必须是建设的，民族的，大众的。”同时，“希望她能成为晋西北文艺工作者的团结核心，建立文艺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晋西北根据地建立初期，根据地经济异常困难，由于缺乏必要的营养和医疗条件，不少文化工作者生了病，因病重得不到及时的治疗以致死亡的事也常发生。林枫十分关切他们的生活和健康，于1941年10月27日，晋西北行署就颁布了《晋西北文化工作者待遇办法》。其中有这样一条特别规定：“文化工作者因积劳过度，身体衰弱时经医生证明可享受保健待遇。”党和政府的殷切关怀，使根据地文化工作者感到欣慰。

　　重视《五日时事》《抗战日报》

　　林枫重视党报的作用，善于利用报纸指导工作。中共晋西南区党委成立不久，便由林枫倡议，创办了《五日时事》报。这张报纸经常发表五天中的时事分析，各战场战况，还有区党委的指示，通知和指导实际工作的文章，供各地干部了解时事，沟通上下情况，深受读者欢迎。“晋西事变”后，《五日时事》报转移到兴县继续出版，直到《抗战日报》创刊方才停办。1940年春天，为了适应革命形势，林枫决定出版晋西区党委机关报《抗战日报》，并即调派人员着手筹备。这年9月18日，《抗战日报》正式创刊，铅印四开，起初为三日刊，每周出版两次。林枫始终关注党报工作，特别重视社论的撰写。在区党委领导下建立了社论委员会，凡属重要社论，都经过集体讨论，由对有关问题比较熟悉的人执笔，有针对性地指导实际工作。写出的社论，通常林枫都要亲自审阅并动笔修改。1942年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成立后，《抗战日报》又成为晋绥分局机关报。这年10月1日，晋绥分局通过《关于<抗战日报>工作的决定》。为了促使各级党委能够切实贯彻执行这个决定，10月22日，在晋绥分局召开的高级干部会上，林枫还曾专门作了关于《抗战日报》问题的报告。

　　林枫在延安参加七大预备会议期间，毛泽东同林枫谈话谈到了对《抗战日报》的意见。当时毛泽东拿起两张新近收到的报纸作比较。12月1日报纸的头条新闻是《八分区我军收复东社》，他说，这一天的报纸编得好，应当这样;而在12月6日的报纸上，以第一版和第四版两个整版刊载的全是林彪的一个讲话：《今年怎样练兵》，他说，这一天的报纸不应当这样编，长的文章，可以印小册子，或者节录一部分要点在报纸上发表。随后，毛泽东即就如何改进《抗战日报》的编辑工作，作了重要指示：“本地消息，至少占两版多至三版，排新闻的时候，应以本地为主，国内次之，国际又次之。对于外地与国际消息，应加以改造。对新华社的文章不能全登，有些应摘要，有些应印成小册子。不是给新华社办报，而是给晋绥边区人民办报，应根据当地人民的需要(联系群众、为群众服务)，否则便是脱离群众，失掉地方性的指导意义。”

　　林枫和毛泽东谈话后，及时向抗战日报社传达了这些意见，组织报社编辑人员认真学习和讨论。一张根据地的报纸如何加强它的地方性，密切联系根据地群众，为根据地群众服务，以加强对实际工作的指导作用，是《抗战日报》创刊以来一直在摸索解决的主要课题。过去虽曾多次作过努力，改进不大。经过这次讨论，报纸的政治性也加强了，地方新闻至少占三版的篇幅，版面也较前生动活泼了，报纸和群众的联系更加密切，日益增强了对于实际工作的指导作用，逐渐成为晋绥边区人民不可缺少的读物。

　　1941年，林枫(右三)与彭真、贺龙、关向应、周士第、陈希云在兴县合影

　　向世界宣传根据地

　　1944年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冲破国民党政府的长期封锁，从重庆到达延安。其中一部分外国记者，在延安参观后前来晋绥边区访问，于8月30日抵达兴县。他们是：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联合劳动新闻社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美国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和英国路透社、多兰多《明星》周刊、《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莫里斯·武道。林枫欢迎他们来访，曾应记者们的要求，向他们介绍根据地对敌斗争、经济建设以及政治民主设施等各方面情况，并帮助他们到第八军分区前线视察，亲眼看到我军浴血奋战，袭击汾阳城关及攻占敌强固据点仁岩的战斗情景。他们在晋绥解放区访问一个多月，深为人民群众和抗日军队间的团结挚情所感动，称颂八路军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民军队。他们根据亲身体验撰写的文章著作，向全世界报道了晋绥边区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中的成就。

　　外国记者爱泼斯坦回忆采访林枫时说：“我在晋绥边区的采访，印象最深刻的是对林枫的访问。他关于党的工作的谈话，展示了一幅在党的领导下，军事、生产、政治和群众文化工作协调一致的清晰图景。他的谈话不但肯定了我们通过自己的观察所得到的感性认识，而且帮助我们提高到理性认识的水平，形成了有扎实基础的对前途的乐观信念。”

　　1942年，林枫到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并向中央汇报工作。图为1942年8月，林枫(右四)在延安与贺龙(右六)等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