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荫冠

发布日期：2015-06-01 16:43 来源：《晋绥风云人物》作者：晋绥基金会

　　1912年生，山西省兴县蔡家崖村人。1933年入清华大学电机系学习，其间参加社会科学家联盟、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后任中共北平西郊区委书记，北平市委组织干事，曾参与发动和组织“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1936年冬，受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遣回山西，任中共山西公开工委成员、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太原市委负责人。
　　七七事变后，任山西牺盟总会执行委员会常委，主持牺盟总会的日常工作。他以牺盟总会的名义，参与领导军政训练委员会政训部，在太原创办了两期村政协助员训练班，每期10天，共1000人;开办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教练团，共培训军政干部和民运干部4500多人;在太原、忻县、崞县、太谷、祁县、平定、寿阳等地创办了10个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共培训2万余人，为山西新军工人武装自卫队(后发展为工卫旅)和决死队的建立奠定了基础;陆续向各地派遣了180多名牺盟特派员和数十名抗日游击县长(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在各县建立了牺盟分会，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筹建牺盟游击队。1937年9月25日至27日，由他主持召开了山西牺盟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到会300多人，代表山西各县和绥远特别区60多万会员，邀请周恩来作了形势报告，选举产生了牺盟总会第一届委员会，为部分县牺盟游击队和人民武装自卫队发起放了从阎锡山第二战区总部争取到的5000支步枪、200支冲锋枪。大会通过了在全省105个县普遍建立人民武装自卫队的决议。太原失守前夕，他与牺盟总会随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移驻临汾，后转吉县。在中共山西省委领导下，他利用牺盟会公开合法的地位，在临汾开办了县长训练班(40人)，经短期培训派至晋西南担任县长;各县成立了牺盟农救会、工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组建了人民武装自卫队和牺盟游击队，并逐步扩建、整编为新军政卫209、212、213旅。1939年“秋林会议”期间，他和薄一波等牺盟会、新军领导人一起，同阎锡山顽固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十二月事变”中，他与吕调元、刘岱峰等不顾个人安危、想方设法将在陕西宜川县秋林镇(阎锡山总部驻地)工作和学习的400多名地下党员、进步青年疏散到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避免了被顽固派的迫害，保存了一批骨干力量。之后，经中共晋西南区委批准，借阎锡山派他到驻河南的第一战区长官部谈判之机，脱离其控制，绕道陕西绥德转战晋西北，参与领导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工作。1940年2月任山西省政府第二游击区行政公署(后改称晋西北行政公署)副主任兼中共党组书记和晋西北军政民联合委员会常委。1941年5月续范亭主任到延安疗养后，他挑起行署工作重担，领导开展了民主村选运动和区选试行工作参与领导了晋西北临时参议会的筹备和选举工作，以及全边区深入开展的减租减息运动和大生产运动，促进了根据地生产力的解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逐步改善了边区的财政的经济状况。1942年10月后，任晋西北临时参议会副议长，兼任晋绥贸易总局局长，并担任西北财经委员会委员，领导金融工作。在他的倡导下，边区党的政府确定了正确的金融、商贸工作的方针、政策、一面为农业和工矿业(含家庭纺织业)发放大量贷款，发展工农业生产;一面通过兴办公营商店，扩大私商营业，发展合作事业，开辟和恢复了内地区和游击区的新旧集市。继而实行了严格的对外贸易管理办法，大力输出土产，限制非必需品入口，保护了内地生产，提高、巩固了边区货币晋西北农钞，降低了商贸入超额。抗战胜利后，他及时对公营商店实行统一领导、统一经营，同时积极扶持合作运输和私营工商业，既平抑了物价、积累了资金，又发展了工副业生产，推进了边区的财政经济建设。
　　1947年，晋绥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发生严重的“左”倾偏差，他曾受到很大的冲击，一度被停止工作，进党校学习检查。至1948年上半年，晋绥解放区在中共中央正确路线和政策的指引下，纠正了“左”倾错误，他也随之恢复工作，于8月调任晋中行署主任兼中共党组书记。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江西省委常委、副省长，中共湖南省委委员、湘江机械厂厂长兼党委书记，中共辽宁省委委员、沈阳松龄机械厂厂长，沈阳市国防工办主任，商业部副部长，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主任兼党组书记等职。他是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1992年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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